競選經費該不該有上限？向來就是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。《選罷法》第41條有規定競選經費最高金額的計算方式，直轄市長、縣（市）長選舉，用各選舉區人口總數百分之70，乘以20元，再加上一個固定的金額，就是最高金額。直轄市長、縣（市）長選舉的固定金額，分別為5,000萬元及3,000萬元。（直轄市最高金額計算方式：各選舉區人口總數X 70% X 20元 + 5,000萬元；非直轄縣市最高金額計算方式：各選舉區人口總數X 70% X 20元 + 3,000萬元）。2018年韓國瑜競選高雄市長時公佈的競選經費金額，收入金額為1億2,914萬多元，支出為1億1,408萬多元，結餘1,506多萬元，超過中選會公告當年高雄市長競選經費的8,800萬元上限，備受各界批評。前總統李登輝逾 2004年在南台灣為台灣團結聯盟提名之立法委員候選人站台助選時，公開透露其在1996年參選首屆民選總統時，動用了25億元的經費，遠遠超過當年國民黨於選後向中選會申報的2億9,000萬元。

        2007年修正前的《選罷法》，原來對候選人競選經費訂有「最高限額」的規定，違反規定者則要受罰（修法前依《選罷法》第45條之3第5項規定授權制定有「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競選經費查核準則」進行查核），目的在提倡節約風氣，端正選舉風氣。但事實上 ，為避免被處罰的候選人，多以虛報的方法來申報競選經費收支情形，誠實申報反而要受處罰。所以，這制度被批評為偽善是鼓勵造假，制裁誠實申報的人。反觀1995年制定的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則無競選經費「最高限額」的規定，因此2007年修正後的《選罷法》才將「最高限額」修正為「最高金額」，同時規定不再加以處罰，「競選經費上限」僅剩「候選人競選經費支出稅賦減免」及「政府補助候選人競選經費之上限」等二項法定作用。

       競選經費設定上限的爭議，涉及到有無侵犯言論自由。美聯邦最高法院在1976年的Buckley v.Valeo判決中，將金錢視為言論，認定限制候選人的競選支出法律（接受公共基金之候選人除外）違反憲法，侵犯人民的言論自由。然而，近年來有不少討論的聲音，學理上有認為Buckley案將競選經費之捐獻或支出視為言論，並賦予其與政治性言論相同之保障是錯誤的決定，也是美國競選經費管制之原罪。

       俗諺有云：「選舉無師傅，用錢買就有」，這話隱含雙層意義，除買票的選舉文化外，選舉開銷費用龐大，舉凡文宣、廣告、掃街拜票、造勢晚會，在在需要用錢，沒錢那能參選！而選舉經費的來源，除了參選人自有資金（包括募款）外，就是政治獻金。候選人常常需要大型企業或是金主的贊助，才能順利推動競選活動，拿人錢手軟，當選後勢必予以回報，有時「圖利他人」扭曲了施政，甚至「利益輸送」而觸法。候選人競選經費支出，就政治獻金部分，依政治獻金法進行申報，參選人必須在選舉結束後3個月內向監察院申報政治獻金捐款，監察院經6個月書審後對外公布。自有資金支出部分，則不用申報，所以，競選經費支出絕對遠遠超過申報數額！

     《選罷法》修法前競選經費「最高限額」無法落實，肇因於無「競選經費專戶」的設立，因此，在候選人設立的「政治獻金專戶」之外，是否還需要另外設立「競選經費專戶」，針對候選人自有資金之競選經費納入專戶管理，並進行收支申報，以避免候選人虛報造假，可能是一個值得思考作為的方向。同時，政治獻金收受也要有一定的上限規定，否則，無止境的競選經費支出，只會造就更惡質的選舉文化

 

作者 湯文章/東大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、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、花蓮地方法院法官退休、國立中正大學法學博士